文 | 木春山

　　敍利亞小男孩艾倫死在偷渡途中，被海水衝上土耳其沙灘的照片，最近成了各界關注的焦點。這幅悲慘場景給人的衝擊力和震撼力，不亞於十幾年前非洲那個餓的皮包骨的小男孩被禿鷲虎視眈眈的畫面。在社交媒體無限傳播的當下，同情如同地中海的潮水一般，將全球輿論淹沒，甚至連政客也抓住機會，以此來搏出位：選戰正酣的加拿大被突如其來地“捲入”事件中，總理哈珀在擦乾眼淚之餘，發誓要徹查為何小男孩入加簽證被拒。

　　在紛繁雜物的資訊洪流中，正常思維的人們肯定會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悲劇如何釀成?到底誰應該為此負責?

　　客觀而言，此事並不是孤例。數十年來，有無數偷渡客命喪大海，如敍利亞小男孩一樣的悲慘故事數不勝數，但是偷渡依然延綿不絕。西方媒體的統計數據顯示，僅2015年上半年，就有超過2600人從北非或阿拉伯地區渡海偷渡歐洲而喪生，其中今年4月利比亞一艘載有900多人的偷渡船傾覆，數百人至今下落不明。

　　偷渡客以非洲、中東人為主。大量所謂難民通過各種非法途徑進入歐洲，不僅影響到了所在國政策制定者的擔憂，也引發了眾多社會問題，以至安全挑戰。於是偷渡已然成為歐盟國家面臨的重大政治和經濟課題。一些歐盟國家對接收難民的政策進行調整和限制。這被很多人視作是敍利亞男孩悲劇的肇因。

　　難民主要分為經濟難民和政治難民。經濟難民主要是因為所在國經濟環境不好，遇到重大經濟問題影響到生存，或尋求更優質生活，要到其他國家接受救濟;政治難民指政治環境變化或惡化，產生人道主義災難，才到其他國家避難。

　　歐盟一些國家對政治難民的接收相對寬容，但對經濟難民則保持警惕。比如德國總理默克爾領導的執政黨前幾天就對議會提議，有效區分政治難民和經濟難民，對經濟難民不再接收。作為歐盟最主要發動機的德國，預計今年收到的難民申請數將達80萬之多!這種情況讓幾個月前訪問北京的歐盟“外長”莫蓋里尼女士將難民問題視作歐洲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儘管如此，歐盟對偷渡客的政策已經足夠寬容。比如有規定稱，難民向第一個抵達的歐洲國家提出庇護申請。地中海北岸的希臘和意大利毫無疑問首當其衝。一個例子是希臘政府都破產好幾年了，本國人屢次上街抗議緊縮政策。該國政府雖然多次抱怨，但面對抵達的難民，竟然還能履約給這些難民發申請。

　　歐盟的這種政策，也是偷渡客明知渡海死亡率奇高，但也要冒險一試的原因。在此背景下，歐盟已經對難民潮應接不暇，十分疲憊，不能將敍利亞男孩之死怪罪到歐盟頭上，相反正由於歐盟移民政策相對寬鬆，偷渡者們才敢於前僕後繼。

　　那麼誰應該為敍利亞男孩之死負責?

　　媒體披露的出事原因呈現碎片化，但幾個基本的事實已經明晰。比如男孩是敍利亞人，父親阿卜杜拉帶着一家人從敍利亞越境來到土耳其，沒有聯合國相關機構的難民註冊，因而沒法獲得土耳其政府頒給難民的出國簽證。這樣，合法出境的路行不通;他們也曾向加拿大提交過避難申請，因為有親屬在加拿大，但加拿大認為其不符合規定，駁回了請求。投親這條路也被堵死了。

　　因而有輿論認為土耳其、加拿大方面該為此事負責。加拿大政黨和媒體確實在進行反思，甚至有人呼籲應立即給敍利亞難民1萬簽證。不過這對此時的阿卜杜拉而言可能並非所需。他將男孩艾倫的屍體下葬後，表示要呆在原籍，“與家人在一起”。

　　阿卜杜拉早在5年前就從敍利亞來到了土耳其。英國媒體稱，小男孩出生後他把一家人接到伊斯坦布爾，不過生活雪上加霜，阿卜杜拉便將家人又送回敍利亞家鄉科巴尼。沒想到遭到ISIS炮彈襲擊，只能又逃回伊斯坦布爾，居無定所的他最終決定鋌而走險。

　　既然合法去歐洲不行，去加拿大投親也不行，阿卜杜拉就把一家人的身家性命“押給”了蛇頭，交錢上了開往希臘的偷渡船。到希臘克斯島只有10分鐘的海路，然而航行了4分鐘就遇險。

　　英國已經有政治家批評阿卜杜拉對家庭不負責任，盲目追求所謂的美好生活，而將幼小孩子的生命置於巨大的危險之中，甚至使用了“貪婪”一詞。

　　阿卜杜拉其實是成千上萬個希望到歐洲安身立命的偷渡客之一。面對眾多媒體，這位父親從沒提到過偷渡的非法和風險，只是強調他孩子的漂亮和無辜。

　　不少報道忽視一個細節，阿卜杜拉一家是庫爾德人。這是一個相對悲劇性的民族，與阿拉伯人、猶太人、波斯人構成了中東4大種族，其他三族已經建國，庫爾德人卻分屬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敍利亞統治。他們在這些國家都是少數民族，除了在伊拉克有較好自治地位之外，在其他國家的庫爾德人命運多舛。

　　阿拉伯之春後，民族自決意識隨着民主化潮流而再次覺醒。庫爾德武裝力量與土耳其等國博弈，希望獨立建國，此事一直成為包括土耳其在內的中東多國的心病。而ISIS的崛起正好與庫爾德人生存區域有交集，大批庫爾德人成為難民，阿卜杜拉一家逃亡土耳其也有這種政治背景。

　　然而，將小男孩之死的悲劇認定是阿拉伯之春帶來的禍患也並非絕對合理解釋。阿拉伯之春與ISIS的產生沒有必然的邏輯鏈條，相反，阿拉伯之春推崇的是政治經濟全球化、民主化，而ISIS是宗教保守化、極端化，兩者本質是格格不入的。阿拉伯之春不會必然產生ISIS，此類原教旨主義的組織一定是需要數十年的宗教滲透與思想沉澱，才會發展得如此極端。

　　ISIS只是藉助了阿拉伯之春後的亂局乘勢做大，本質上是所在國政治一直缺乏治理能力、經濟發展動能不濟、小規模軍事衝突不斷導致的社會安全環境長期嚴峻所造成的。即使沒有ISIS作亂影響庫爾德地區，像阿卜杜拉一樣的當地人依然是聯合國救助機構登記註冊的“常客”;像阿卜杜拉孩子一樣的可愛兒童也時常成為各種災難的犧牲品。

　　説到底，敍利亞小男孩遺體衝上海灘的照片成了災難定格的永久之痛，背後折射的是複雜的政治經濟原因以及一念之差的人性倫理。當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不能提供基本安全保障的時候，人民肯定會棄它而去;當一種誘惑在向一羣人招手的時候，成功的成本可能要用幾個悲劇去償還。